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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外的人生

1983年以前我和一般去美國留學的華人一樣,為在學術上能出人頭地,我早出晚歸。

我是醫學院神經外科的副教授,我是許多同僚醫生中最受歡迎的腦外科醫生,所以我的病人特別多。

在美國時,一般的人很現實和精明,他們都會查問如果有護士或醫生需要腦神經外科醫生照顧的時候,他們會去找誰,他們把這樣一位醫生叫做〝Doctor's doctor〞。

我就是許多醫生的腦神經外科醫生。

因此我的病人最多,一年365天要開360個病例,加上每天看門診、住院的病人,每年至少有5000人次,這樣可想而知我是多忙碌。

有時深夜歸家的途上,我會想到,我的兩位可愛的孩子不知道今天乖不乖?在學校有沒有問題?

我的心裡有時很虧欠,找不出時間在週末時應他們的要求一起去打棒球、騎馬或釣魚。

我只能自我安慰的說,我已經替他們的活動空間買下四甲地的家園,他們可以找朋友來家裡玩、可以露營、可以游泳、可以爬樹摘花,比起我小時候的成長環境好多了。

而且我要替他們存錢,繳最好的私立學校昂貴的學費;

我要為他們存銀行的帳戶,做大學及研究院的教育基金;

我要為他們每一個人設立一個信託基金,好叫他們中年以後做事業時有個基金;

我要為年邁退休的父親設一個基金,所以他不必每個月向孩子們要錢;

我要…

有一個星期天我們全家上禮拜堂,主日學後因我內人有婦女會的聚會,我就帶兩個孩子去中國餐廳吃麵,然後送他們回家,我就馬上回醫院巡視病人。

在開車的路上,我的胸口開始感覺悶熱不舒服,於是我把那部完全自動控制賓士的坐位調整,窗戶打開來通風,我想胸口痛或許會改善。

但是到了醫院,停好車走進急診處入口為止並不感到改善。

我請在急診科的住院醫師替我做一個心電圖,結果是正常,剛好有一個心臟科專家走過,就請教他的意見,他看了我的心電圖,看了我的病例,也聽了我的心臟,就判定我要住院。

他的理由是:「他及大家 (全醫院) 、全社區,不能冒險失掉一位像我這樣好的神經外科醫生。」

我辯論說:「我的祖父86歲,我的父親67歲都健在,沒有家族病歷是心肌梗塞的。」

他反駁說:「他們不是神經外科醫生,沒有我所受到的壓力。」

結果我住進了心臟加護病房三天三夜,他們為我做了一套完整且近乎10萬美元的檢查,檢查結果是認為說:「大概是中國麵湯中可能放太多味精,而使我的冠狀動脈產生痙攣現象,所引起的症狀,我沒有心肌梗塞或冠狀動脈硬化。」

第四天早上,我從加護病房出院,就走到開刀房做手術。是責任感和榮譽感,既理性又感性地,我這樣做了。

但是,從此我的人生觀有了一個很大的改變。因為在住院的期間我看了很多書,其中一則是俄國文豪托爾斯泰的短文…

故事這樣說:

有一位農夫,早出晚歸,耕種一塊貧瘠的土地。

他勤奮的工作,午餐也顧不得吃,太陽要下山的時候,就嘆息時間太短,也常常自言自語的說:「have to save something for rainingdays。(我務必積蓄五穀,以備不時之需。)」

有一位天使聽到了,覺得農夫很可憐,就靠近對他說:「你很認真,對父母有孝行,對子女有愛心,對鄰居和睦相助,所以上帝要賞賜你更多的土地,讓你富足。今天,從這做起點,你能力所及的去跑,等你繞一圈子回到原點時,我會將圈圈以內的土地贈送給你,讓你飽足。」

這個農夫真是高興極了,馬上就開始跑,也忘了帶飲水,只顧往前跑。

當他跑了半個鐘頭後,往後看,啊!真高興,他想:「我這輩子夠用了,這塊地所產的五穀能供我一輩子。」

他想停下來了,但是又想到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,我應該為我的兒女再跑一段路,讓他們也有一點的家產才是,於是又跑了一個鐘頭,他又渴又累、汗流浹背。

他往後看,離起點的地方已經很遠了,也許應該折回。

可是他又想起了他的兄弟姐妹,他再往前跑了一段。

他的胸口開始有一點悶熱,頭有一點暈。他開始想:「唉!我畢竟年紀大了,身體狀況大不如從前,我退休了以後怎麼辦呢?也許我應該再多跑一點路。」

可是就在這個時候,他體力不支倒地,不久就死了,連回到原點的機會也沒有。

當然,什麼土地都沒有得到。

故事的精神是說:當人太貪心時,最終會變成什麼也得不到。

從此以後,我修正了我的人生觀,我開始回轉,不應該像那農夫一樣貪婪不知足。

我每一年拿一個月的休假做義工,做短期的醫療宣教師,到醫療落後的國家服務或教學,也打算從55歲到65歲獻給主用。

這期間使我有機會遇到了很多朋友和信仰的前輩,也學習到服侍人的樂趣。

1984年在墨西哥的全世界基督徒醫師會議中,認識了手外科及痲瘋病專家Paul Brand 醫生,成了我的朋友。

1985年在拜訪德雷莎修女時,學習到了她節儉的真理,她告訴我說: 「Live Simple, so thousands of others can simply live.」-因我們的節儉,所剩下的資源可供給成千的貧困人繼續生活下去。

1986年我來門諾醫院當義工一個月,第一次和前院長 Dr.Brown 相處,有一天晚上他請我和內人去他家吃飯,我發現Mrs. Brown 的手指頭因為花蓮的濕氣重而得了風濕症,並且有腦幹微血管的破裂出血。

Dr. Brown也有手痛,因常吃Aspirin而有耳鳴和重聽。

雖然如此,他們還是繼續為後山交通不便、醫療不發達的台灣人奉獻了前後將近有四十年之久的時光。使我這個台灣人真感激又羞愧。

1990年薄院長退休回美國,連退休後的住家都沒有,這種捨己為人的情懷更教我佩服。

1991年他在洛城接受台美基金會的台灣奉獻獎時,他呼籲:「我為台灣奉獻了這一生,我盼望台灣人,尤其是台灣的醫生也能像我一樣為自己的同胞,尤其是弱小無助的、需要人照顧的花蓮百姓服務,很可惜!台灣的醫生好像覺得到花蓮很遠,到美國比較近,沒有人要去花蓮,倒是很多人跑美國來。」

他的這句話很扎心,對我來說,好像是在對我說的一樣,也更進一步的把我拉回到我起跑的原點--台灣。

我1993年底回來接下薄院長的使命-去服侍最小弟兄當中的一位,就是服侍上帝。為原住民、為偏遠地區的人民健康來服務。

另一個意想不到的快樂是,我能在台灣頭部外傷頻率最高、死亡率最高的花蓮地區來應用我的專長-腦神經外科。

天使沒有應允我土地,但是祂賜給我很多平安、給我豐富的生命、給我很好的健康。

親愛的朋友!我們都是跨越世紀的現代人,我們一直在往前跑。

但是你有沒有想過:什麼時候我們應該轉彎往原點的點呢?

作者/花蓮門諾醫院 黃勝雄院長